传说释迦牟尼灭寂后，信徒们曾收其舍放在佛塔里供养，佛塔成为早期佛教寺院的主楼。到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取舍利，全力支持部洲广兴灵塔8.4万元。因此，随着佛教建筑的推广，佛教在古印度也取得了第一次重大发展。早期的佛塔类型多为覆盆型，顶部设有平头和塔刹，巴尔胡特、桑奇、塔克西拉等现有遗迹，其中桑奇地区保存较好。在最高霜冻时代，希腊和罗马艺术与印度本土艺术相结合，在西北印度开花。塔克西拉的达摩拉吉卡有一个典型的德陀罗寺遗址。其建筑模式以化妆佛塔为中心，周围设有禅宗房屋等生活建筑。

在中国两汉时期，随着佛法的东渐，印度佛教也开始传入汉地。2008年，一座陶瓷塔出土于湖北省襄樊市的一座东汉墓地。主体为四方庭院中的两层楼阁，屋顶柱形塔刹，上面有七层相轮，说明佛塔至晚于东汉时期已经传入汉代。据《魏书·《释老志》记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装佛图，画迹极佳，为四种方式。凡宫塔到三、五、七、九，凡宫塔制度依天竺旧状而重构。洛阳白马寺是汉明帝建造的，据说是汉地第一座寺庙。根据上述记载，这座寺庙以四种方式布局，寺庙里塔。到北魏时期，佛教与王权的结合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和洛阳都建了大量的佛教寺庙。东魏学者杨立志描述了洛阳佛教寺庙的过去：所以昭提一排，宝塔平行，努力写天空的姿势，竞争山影。金刹比灵台高，广殿共阿房等壮。木衣图绣，土被朱紫而已！北魏洛阳有1367座佛寺，盛况空前。当时，城市中最大的寺庙是永宁寺，其中建有高达100多丈的九级木塔。建成18年后，永熙三年（534）被大火摧毁。通过现代考古发掘，确认佛寺总体呈方形，以佛塔为中心，佛寺建在佛塔以北的中轴线上。这种以佛塔为中心的塔殿模式一直占据着早期佛寺布局的主流。从塔克西拉达摩拉吉卡寺的不规则布局到北魏永宁寺沿中轴线的对称布局，这表明佛教建筑为了适应中国文化传统的审美品味，在传播汉代的过程中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更明显地反映在佛塔上作为寺庙的核心建筑。如果襄樊出土的陶制佛塔仍有中国神仙思想的印记，那么北朝典型的汉式佛塔已经形成。在北魏开挖的云冈石窟中，有大量的佛塔图像。例如，第39洞的中心柱被凿成四面汉式佛塔。这座阁楼的形成是印度佛教建筑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不断自我调节的结果。

从南北朝初唐，佛寺基本上沿用了北魏以来前塔后殿的简单组合。但也开始出现以佛殿为主、多院落的形制，如建于贞观22年(648)的大慈恩寺等。此后，佛教分宗立派的趋势逐渐蓬勃发展。在律宗高僧道宣、三藏法师玄奘等人的推动下，殿为主，多庭院佛寺格局逐渐盛行。在这个过程中，佛塔的地位开始下降，主要建在别院或寺庙中轴线以外的地方。佛殿两侧开始对称设置一些附属建筑，如经藏和钟楼。这一变化表明，印度早期寺院在寺院格局中的影响逐渐消失，而汉化佛教指导下的寺院建设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根据道宣《戒坛图经》，寺院更常见的形式是前殿后堂，围以廊院，廊院正面是山门，四角有角楼。以廊院为中心，两侧布置小院。

禅宗在唐代中后期蓬勃发展，取得了统治地位。元和九年(814)，怀海禅师创立百丈丛林清规，置十方寮屋，形成禅堂、客厅、仓库、厨房、衣钵寮、纪纲寮、山寮、收供寮、香灯寮、侍者寮、老堂、丹过堂等建筑布局。在这种布局中，佛塔的地位进一步降低，不仅如此，寺庙甚至没有佛像。在佛教原始律仪的基础上，怀海禅师始律仪为基础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也是晚唐文化的体现，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社会和世俗社会认可的标准。到宋代，佛教进一步世俗化，体现在禅寺建筑的形态上。在北宋修订的禅园清规中，有一个专门从事佛殿事务的知殿职位，说明佛殿再次成为寺庙中的常设建筑。到宋末，佛殿又成了禅寺的中心。纵观唐宋时期，佛教思想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演变是佛寺建筑改革的重要动力。

明朝以后，汉寺在建筑风格上继承了唐宋的魅力，在布局上更加注重中轴对称原则，如宋元时期左钟楼右藏的布局形式，逐渐成为钟楼和鼓楼的对称。这种有序的庭院群可以引导信徒有序地观赏所有的寺庙。清代常见的寺院将藏经楼置于轴线上，或说明了崇拜经典的新趋势。此时，中国的佛教寺庙已经有了基本的公式，佛教寺庙的模式也趋于一致。中轴线上的建筑多为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等。山门两侧为钟鼓楼，左右为伽蓝殿、祖师殿、斋堂、禅堂等。放生池多出现在中轴线的前端，或一些进一步世俗化的表现。

纵观中国佛教寺庙建筑的历史变化，其轨迹应遵循中国社会文化和佛教思想变化的轴线，不断调整和演变以满足时代的要求，这也应该是当代发展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