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演变为汉传佛教，产生了许多独特的历史传说。这些佛教史传典籍，如《龙兴佛教编年通论》、《佛统纪》、《佛历代通载》，不仅受到《史记》、《汉书》的影响，还参照《资治通鉴》的编辑形式。佛教史传典籍的编纂具有宗教目的，即建立佛教的历史谱系，并试图利用中国已形成的经典形式来背书自己的作品。

佛教历史书与不书

在佛教经典中，通过《和尚传》的编辑，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和尚之间的友谊，还可以通过排列和组合看到佛教的传承。因此，和尚传记可以被视为和尚史，如《海东和尚传记》。此外，还有一种宗派史的集合，通过一个宗派的传承来呈现宗派的正统，如《天台九祖传》和《法界五祖略记》。

对佛教的传承而言，僧传和宗派史的导向目的比建立历史更为重要，形成的历史传记只是基于形式。但《龙兴佛教编年通论》、《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等的编纂，却是导向史的呈现，宗派与僧传的传承被淡化。以僧传为主，其框架以人为本；以宗派史为主，其框架以传承为主。佛教的历史应用于中国历史的框架，这意味着它同意佛教历史的背景可以以中国历史的发展为主轴，并加强了历史的意义。

《佛教历代通载》大多包含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印度佛教的历史相对较少和略。通过人们对世界的理解，知道发生了什么可以写，什么都不会写；或者更详细地了解发生了什么，你可以记录更多；知道更少可以写更少。所以有的跨度大，有的跨度小。不同距离的编年史最初是书籍和非书籍的写作形式，但鉴于鲁可以与《春秋》中记录的事件相同，但呈现的意义可以不同，我们可以理解作者在选择书籍和非书籍时是有意的。通过作者的书和不书，我们可以看到不书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无书可书，而是我们可以选择不书；书的原因不仅是书，而且是放大书。

《佛教历代通载》基本上吸收了《龙兴佛教编年通论》的内容，但经过比较，可以发现前者增加了更多关于佛教历史的记录，后者也记录了前者未记忆的部分。这表明，即使在最接近正史的教史汇编中，作者仍然可以通过书籍和书籍来表达他对佛教历史的理解和建构。

佛教历史历史

在编纂《佛教历代通载》时，释念经常使用中国朝代的历史，从盘古开始从盘古开始。此时，释迦牟尼佛还没有诞生，佛教还没有。这段历史与佛教无关。然而，佛教经典涉及到世界的形成过程。对于释念来说，佛教的起源往往早于盘古，因此形成了这本书的特殊结构。

佛教传入中国前的记载，如释迦牟尼佛生卒等，当时中印双方没有交通，所以没有书。今天之所以能以分年比附的方式并陈，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后回溯附合。佛教传入中国始于汉明帝梦金人，遣使大月氏国遇摩腾、朱法兰等，持佛像，四十二章归洛。有人认为佛教在中国开始活动后，成为中国空间的存在，所以也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所以这里的记载与中国历史并存。

佛教史传典籍有编年体的形式，记佛教高僧时，多在单个时间点记录。《佛祖历代通载》以法师卒年为记载点，如唐朝赵州从禅师在唐朝昭宗乾宁四年(897)示寂，岁一百二十。它出生于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西宗有百年历史。他们在皇帝时没有书，而是在和尚孤独时以倒叙的方式写下了他们的生活。这符合中国书卒所以盖棺定论的。这载如纪传体，如僧传。但它不是以人为主轴，而是以时间顺序为框架，这是佛教写年体时的权衡。

基于以上关于建立佛教历史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首先，在书籍和非书籍中，有些是事件的选择，有些是附加的，如檀香瑞像、世尊示灭、大教东被。除了作为时间坐标外，这三者还代表了汉代在释迦牟尼佛入灭后，选择尊重佛像和东传教法作为记忆释迦牟尼佛的永恒刻记。其次，历史的描写往往是在构建作者心目中的世界。作者有写作的权力，可以创造作品中的人、事、物。佛教史传典籍塑造了佛教历史的面貌，可以重建传承的正统，评价人物得失，重组布局时间。最后，除了写作之外，不写作的部分往往是历史上故意被忽视的部分。不写作的原因来自于历史资料的丢失、隐藏的写作、皇帝的禁忌等。由于没有书的部分，佛教历史的文本不仅能让读者了解佛教历史，还能让读者看到未书写的历史空白，供后人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