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一本书决定了美国宾大建筑学院留学生梁思成的人生志向。书是梁启超寄来的，名字叫《营造法式》。它是北宋著名建筑学家李诫编写，皇帝下诏颁行的一部建筑规范。梁启超在给梁思成信中写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朱桂辛校印莆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朱桂辛是中国古建筑、髹漆、丝绣等门学术研究的奠基人。梁思成十分惊喜，但很快陷于苦恼。因为这部巨著如同“天书”，无法看懂。

奈良法隆寺是日本的国宝，也是日本学者的骄傲。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断言，中国不存比法隆寺更早的、唐代及以前的木构建筑，要看唐代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奈良去。当中国学者准备对全中国古建筑进行研究之时，日本学者认为我们没有实力进行田野调查，想要代劳。

这使中国学者大为愤怒。梁思成一行第一次野外考察，就打破了日本对中国最古寿木构建筑的断言，用实力告诉全世界，中国学者也可以有所作为。佛光真容禅寺更是打破了日本对中国没有唐代木结构建筑的说法，震惊了世界。

1928年9月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前往东北大学任教，他们依照母校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模式，创建了东大建筑系的课程体系，并增设了《中国宫室史》《东洋美术史》等课程，为的是把东西方的营造方法并重，培养具有中国建筑审美标准的建筑师。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梁思成回到北平。这一次又到了他事业选择的路口。

要说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有不少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建筑师，那时中国的建筑业很是热闹，这些留学归来的建筑师，有知识有能力，从事建筑行业的话，生活会过得很不错，因为收入很高。

而梁思成跟其他人的选择不一样，他立志要从头开始，研究中国的建筑历史，创建中国建筑学体系。

这主要是因为：

一是，我们知道，梁思成回国后去东北大学任教，用的课程体系还是借鉴母校的，中国建筑虽有千年历史，但是中国历来朝代更替的时候，新一代的帝王会销毁上一代的遗迹。所以，中国的建筑基本是靠工匠口口相传，一代代传下来的，很少有文字记载，更没有自己的建筑学和建筑教育。

二是，梁思成在留学的时候，学到是西方建筑史，在人家那里，各个时期的建筑，都能追溯到起源，都被严谨地整理记录了下来。而中国建筑的历史记载，完全没有。这么一对比，中国建筑上的空白，需要有人去填补。

三是，国外一些著名的学者，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然后出版的有关中国建筑的著作，极大地推动了汉学在西方的发展。这说明什么，我们对自己国家的瑰宝还一无所知，但是外国学者已经开始研究了。到中国学者去研究的时候了。

这其中，最令中国学者有危机感的，当属日本的学者。

19世纪，西方学者描绘的世界建筑体系大树，日本和中国不过是旁枝末节。这让日本学者大为愤怒，他们认为自己国家建筑的发展程度，跟西方的建筑发展程度是同一水平的，他们要拿出证据证明。

日本的古建筑，是师承中国唐代建筑术的。于是，就有日本学者来研究中国建筑。比如，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日本建筑学之父伊东忠太来到了中国，非常便利地详细实测了紫禁城，同行的摄影师则进行详细的拍摄。

此后伊东忠太数次来到中国，进行全面的建筑考察，当时的建筑设备沉重昂贵，考察时，伊东忠太更多地是用图文并茂的考察日记，生动地记录了在中国大江南北的见闻。

中国建筑的意义和价值还都没有被自己认识到，国外的学者就已经出了相关的著作。像伊东忠太，1925年结束在中国的考察，并完成了他的中国建筑史写作。日本学者的介入，日本学者对中国建筑更为精细的研究，让中国学者有了危机感，我们自己的东西可能要被人全拿走了。

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的开幕典礼上，伊东忠太被邀请到场，开幕式上，伊东忠太发言说，要完成这项大事业，不用说，是我们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但是我们日本人也觉得有参加的义务，因为日本建筑的发展，从你们的建筑上学到了很多，我建议，你们以调查文献为主，我们以研究遗物为主，我们一起合作进行中国建筑的全面研究工作。

那时，我们国家还没有考古学，没有田野调查，没有掌握专业摄影以及测绘技术的人员，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学者承担古代文献的梳理工作，他们负责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实地考察工作。

其实，一句话说到底，就是认为我们没有实干能力，纸上谈兵即可。所以，提出了你们负责调查文献，我们来实地考察。

但是，对于研究古建筑，就像梁思成所说：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后盾，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

今天的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位日本学者的别有用意。那时这样的说法，大大刺激了梁思成。30岁的梁思成立志要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1932年，梁思成跟弟弟梁思达以及社员邵力工，前往蓟县调查独乐寺，经过考证，明确了独乐寺是辽代木构建筑。测绘的详图和报告，随着《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的发表，立即引起中外学界的极大关注和震动。

对此，建筑学家傅熹年后来评价说：“通过精密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初步探明宋式建筑设计规律的过程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这方面开天辟地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这篇处女作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

梁思成一行的第一次野外考察，就取得了这样的成就，打破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实力考察研究的论断，日本学者再也不提代劳实地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事了。

当时，日本学者以有中国唐代的木建筑，也就是距今有1300多年的奈良法隆寺为莫大荣耀，他们宣称中国境内最古老的木建筑，是比法隆寺晚了200多年的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并断言中国境内找不出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的木构古建筑。

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内心始终坚信，在我们中华大地上，一定有这样的建筑存在。经过几年的野外考察，他们调查了190多个县市，实地勘察古建殿堂房舍1823座，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但是，一直没有找到，难道想看唐代的木构建筑就只能到日本吗？

1937年6月，梁思成受敦煌壁画上的大佛光寺启发，与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四人，开启了山西五台山之行。最终，他们找到了佛光真容禅寺，梁思成说：“瞻仰大殿，咨嗟惊喜”，可见当时的欣喜之情。

接下来，开始寻找证据。“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唯恐不周。”（梁思成）

三天后，林徽因发现了大梁上的“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几个字，接着找到了确认佛光真容禅寺建造于唐大中十一年，也就是公元857年的证据。梁思成在日记里说，“这是我从事古建筑调查以来最快乐的一天”。

再一次，中国学者震惊了全世界，佛光真容禅寺的考察，也打破了日本否定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