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演进，迅猛地涂抹着城市记忆，改变着建筑形态内容。人们习惯于以技术语义和功能语义阐述着建筑的含义，机械地将建筑视为工业化的产品，却忽视了建筑在文化体系中承载的文化记忆和生活情趣功能，给观察者和使用者留下了索然无味的感触，也使我们的环境显得冷漠和苍白。

　　数千年的中国建筑史实际是数千年的文化史，积淀着社会伦理、风俗习惯、宗教精神、审美意识等丰富的文化蕴涵。西周时期建筑的左祖右社平面布局表现了当时的礼法制度；明清时期祭祀天地的天坛地坛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凡此种种，文化通过建筑形式展示给人们看，试想有着五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其建筑设计如果缺乏文化思想，尤其缺乏传统文化的支撑.那么我们生活的建筑空间将是何等的苍凉，何等的浅薄。
　　连接历史的传承过去，讲述传统的古建筑符号的消亡，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传统建筑符号消费的需求的终结，相反随着古建筑的日益稀缺，人们的注意力从单纯的物质追求，回归到精神层次的满足时，对于传统建筑符号及其背后的文化所指的需求也会日益增加。仿古建筑形式的出现，为多元文化的社会增添了历史和现实之间构筑了一条沟通的桥梁。
　　仿古建筑形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仿古建筑形式是指利用现代建筑材料或传统建筑材料，对古建筑形式进行符合传统文化特征的再创造；狭义的仿古建筑形式是指利用传统建筑材料，在特定范围内对古建筑的复原，严格讲属于文物修复范畴。
　　
　　仿古建筑形式的兴起，有其原因。世界性文化交流的冲击，促使建筑形式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在设计价值取向上便走向了二元化。一方面强调建筑形式要顺从社会文化的图解和发挥建筑师的个性；另一方面强调体现历史特征和民族风格的创作思想和传统文化的传承。而对二元化的选择，在历史责任心和民族自豪感的驱动下，深感创造力贫乏的建筑师们，便开始挖掘传统形式所固有的文化资源，这样传统建筑本身的文化因子与发展变化的社会因子，便成为仿古建筑形式兴盛的原因。
　　仿古建筑中的文化因素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美学上，建筑总体造型和部件所示的各种美感上如动态美、对称美、装饰美以及韵律美等等，这些美感实际是人们经过抽象，概括而形成的形式感，是经验性和总结性的。中国的古建筑从“构木为巢，初始，人们也仅仅是为了“便于生”而“不能为观乐也，因此没有建筑形式的审美意识，实用功能是建造房屋的主要思想。
　　随着建筑技术和建筑条件的发展，以及审美对象的扩大，使得功能的愉悦性成为建筑形式的重要内容。中国古建筑美感形式的确立取决于上述主观方面审美价值的评价和客观方面符合木构建筑“内在尺度”的艺术创造，比如正脊两端的鸥吻，最初是起着固定作用的砖构件，这个过程是循环往复的过程，具有社会活动的重复性，它将形式美感信息“遗传”给后人，世代沿袭，千古不变，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中国式建筑不是“石头的历史”而是“木头的历史”的原因。
　　形式美感并不是仿古建筑兴盛的惟一本源，古建筑民族风格和时代特征，间接地表现它所隐含的文化意蕴和历史背景，比如汉代建筑屋顶尚未形成曲面，低日平直表现出简约古拙的建筑风格，多少显现当时经济文化在战事频发后的整合与发展;唐宋时期产生的模数制是建筑走向成熟的标志，此时的建筑体量较大，顶举折逐渐升起.建筑风格恢宏凝重，反映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凡屋有二分，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阶为下分。”尽管古建筑形式是一贯制的，但是，正脊与垂脊构架的屋顶形式的差异，构件细部的明显特征.自然成为表现建筑风格的重要内容一定时期的经济文化条件决定一定时期的建筑风格，没有个性化的建筑风格，就无法表现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
　　仿古建筑的文化因素的第二个层面，是其作为一种建筑符号，一种信息的载体，所传达给观察者的内容。翁贝尔托・埃科在《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中认为符号是“有意义地代替另一种事物的东西”，是用一种明确的信息单元来表达一些概念和具体事物的内涵。有些建筑学家认为传统符号的应用只会造就对建筑的复古现象。认为仿古建筑其实也只是传统建筑符号的复制与重复。而事实上仿古建筑采用并非一味的模仿与拷贝，是采用现代材质与建筑手段的基础上的柔和传统建筑符号，美学观念，文化传承，并予以提炼概括的新建筑样式。这种建筑中的传统符号的高度概括和提炼才是仿古建筑生存与发展之重要因素。真正尊重传统的建筑并不是简单的复古，更不是传统符号的简单叠加和堆砌，而是恰当地把握传统的神韵，抓住其文化的精髓与内涵，并在建筑中予以恰当的体现。
　　同时在现今的社会语境下，建筑的形式包括仿古建筑的形式，正是人们消费的对象。无论建筑师是否想创造自己的纪念碑，他们都给公众提供了一个和通常建筑形式不同的信息，足以成为人们猎奇的对象。如同现在出现的一些古镇热一样，它们都是为了构筑消费的“丰盛”之物。在被大量的广告和炒作之后，异化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信息突显出来，激进的形式成为时尚、怀旧也成为时尚，都被划进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中。
　　
　　作为符号被消费的建筑，其深度也被消解，人们无需追问它的意义。仿古建筑的兴起，反映着消费社会中个人意识的觉醒。人们内心中需要的身份识别，个性识别，用差异来体现区别，寻找古典的手段来对抗现代空间观念，用传统的本土化符号来对抗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侵袭。仿古建筑在这里异化为对抗与自我认同的符号。各地的古镇热，是本土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天堂杭州的清河坊，作为城市文化与历史的因子，在文化传承与符号传播上都起到了不错的示范作用。城市的改造者，在恢复和重建的过程中，就充分认识到了仿古建筑的文化特性，仿古并非只是形式，形神兼备才是关键。早在南宋时期，清河坊就作为南宋皇城中“前朝后市”城市布局中的“后市”，成为歌馆，酒肆，商店云集的最大的娱乐消费区，自南宋元明清延续到民国初年，几乎杭州所有有史可查的历史名店的“前店后坊”的传统商业形态也都源自于此。于是，对与清河坊的恢复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建筑或者规划问题，而是一个“点、线、面”综合性系统。在杭州清河坊系统中的“核心点”自然是极具文化价值的诸如胡庆余堂、鼓楼湾、方回春堂、叶种德堂、密大昌烟行等百年名店与标志建筑。恢复其传统的建筑店面形式与保持其传统的商业模式并重。而串起这些符号化的点的线，则是清河坊中的“四带”，大井巷、河坊街、打铜巷与中山路。大井巷旧时为店铺、作坊云集之所，其特点为晚清家族型商业的典型形态，店铺形态多表现为前店后坊，并带有居住院落。河坊街两侧，较之大井巷，则多是上居下店，不带作坊的特色街面店铺，一般经营的都是写特色产品，诸如字画古玩，土特产之类。中山路曾于1929年遇大火重建，正逢当时西洋风袭入中国，故当时有实力之商家就按照西洋风格建造店铺，这些建筑有一特点，外表西式，内部均为中式之院落。当时刚好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故街道的建筑也反映了当时的商业特征。打铜巷，当时的手工作坊小巷，巷边云集了众多的响器作坊，多是店坊合一的商业格局。在“面”上，杭州清河坊紧贴吴山，鼓楼湾，综合考量街坊，吴山与鼓楼在区块的关系。街坊与吴山、鼓楼原本是紧密相融的，但由于后人在山体上不断建设，相邻的吴山与街坊的关系变得奇怪而疏离。于是，强调吴山与清河坊的在空间感觉上的联系，使之相融合，是山景融入街景，制造与恢复“不出成果有山水，身居闹市有林泉”的别致与快意。 “点、线、面”方法，在各个层次上把握建筑与文化的关系，形态与内容的联系。恢复建样式与建筑本身所具有内涵与信息并重。
　　清河坊历时8年，完成了规划中的三区四带中的一区一带，并着重的人文内涵的挖掘与渐进式的商业文化的导入与解读，注重传承与保护并重。时至今日也成为杭州具有历史厚度，人文深度与人气的仿古商业街。
　　仿古建筑中的社会因素在于旅游业的发展，国际性的文化交流，提高了旅游者的欣赏品位和情趣，访古猎奇、返朴归真的观赏心理影响，景区旅游建筑的价值取向，仿古建筑愈加受到人们的青睐，随之保持景区“文化生态”的平衡，也就成了旅游环境建设的理论问题。这种平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文物建筑区域，为了协调风格，一些旅游配套设施以仿古建筑形式出现；二是新辟区域或历史文化城市，为了统一风格，一批新建和改建的仿古建筑形式出现。
　　
　　至于某些特定的文化建筑，比如以历史为背景的影视城，其传统的建筑形式无疑是建筑师们创作的源泉，也是仿古建筑兴盛与发展的直接导因冲天的高楼，直线的造型，光的污染，导致人们想要从紧张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古建筑以其生动的造型，柔美的曲线，徐徐展开的平面，成为抵消紧张情绪的“归宿”，为人们找回了失落的“家园感”，人们可以站在同一个“地平线”，面对面交谈，精神得以充分缓释。
　　另一方面，建筑回归传统，而实际上，大家都在回归符号，仿古建筑也成了回归符号的代表。仿古建筑并不是生搬硬套古建筑形式，靠几个建筑符号的拼贴与罗列，而是要从传统形式的文化内涵，符号传播，社会需求去把握建筑造型。传统文化精神的回归。任何建筑始终是“形而下”的有形之物，主宰它的应当是“形而上”的精神――失去精神的回归。朴素、内敛与节俭，是古人修养的高境界。在盲目追求奢华的现代建筑潮流中，需要回归的正是这个传统精神。传统文化精神的缺失，对于过度的建筑形式的关注，这是目前仿古建筑设计的误区，要走出误区，就必须从民族精神实质上下功夫，真正提高建筑文化和历史文化方面的素养，增加辨证思维，正确处理“仿古”与“复古”的关系，惟其如此，仿古建筑形式才得以真正弘扬民族文化，体现传统建筑风格改善我们的建筑环境，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才能在世界建筑文化领域占有更高的地位。‍